從12月1日起，印度將正式擔任二十國集團（G20）輪值主席國。印度推出的主題是“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家庭，同一個未來”。此前在G20印尼巴厘島峰會閉幕式上，印度總理莫迪表示，接任G20輪值主席國是每個印度公民的驕傲。
自莫迪擔任總理以來，印度逐漸淡化原有的“不結盟”外交戰略，轉向領導型大國外交。由美國特朗普政府掀起、并延續至拜登政府的對華全方位打壓，到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以及俄烏沖突爆發，一系列外部環境變化讓印度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國際定位。可以說，推動領導型大國外交是印度自獨立以來一次重要的外交轉型，在內政方面主要體現在建立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經濟體量，在外交方面則體現為在大國關系中保持平衡，提升印度自身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實現長久以來印度的“大國夢想”。與國大黨主張的不結盟戰略相比，印度人民黨及莫迪政府推動的領導型大國外交讓印度戰略取向發生微妙變化。
首先，外交中的“進取性”更加明顯。在國大黨執政時期，印度外交總體呈現防御態勢，相比之下印度人民黨和莫迪政府在外交領域更加主動積極進取，大國意識更加強烈。與國大黨強調扮演“發展中國家領頭羊”角色不同，人民黨則看淡“不結盟運動領導者”角色并淡化其發展中國家角色，極力主張與世界大國平起平坐，在全球范圍內拓展印度利益，印度外交戰略更具進取性和自主性。
其次，美國及西方因素在上升。不結盟外交注重印度成為“發展中國家領導者”定位，主張中印在戰略上協同崛起，共同應對西方帶來的挑戰，這讓美印關系一直不溫不火，美國因素在中印關系中的影響較為有限。而印度人民黨上臺以來，更迫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印度大國夢，轉向領導型大國外交的內在動力越來越強烈。
按照印度人民黨的思維，印度在外交上要實現大國地位，首先要突破亞太地緣身份的束縛。為實現這種改變，印度領導型大國外交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借力華盛頓的“印太戰略”引入美國因素，打“美國牌”。新德里很清楚，美國要想推動、實施“印太戰略”就離不開與自己的合作。這不僅能提高印度的重要性，也能增加對美“要價”的戰略杠桿，增強印度對外關系中的主動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和俄烏沖突看不到停火跡象，加速了印度這一外交戰略轉型，新德里認為美西方對自己的需要在增加。
前不久，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訪問印度時表示，只要印度避開受七國集團對俄羅斯石油限價協議約束的西方保險、金融和海事服務，美方就樂見印度繼續盡可能多地購買俄羅斯石油，包括以高于G7限價機制的價格采購。這種對印“特殊待遇”已經不言自明。德國方面也表態要推動在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而華盛頓不斷推高“四方安全對話”的戰略重要性，推出“印太經濟框架”都讓印度加深了這一認知。
再次，安全因素在經貿合作中的存在日益凸顯。領導型大國外交需要與印度大國地位相匹配的經濟體量和實力，為此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自力更生運動”“產業替代”等諸多倡議與經濟策略，目的是抓住這次全球經濟格局重塑過程中的機會，讓印度成為“世界制造業新基地”和全球性經濟大國。
為此，印度一方面大力吸引西方跨國公司從中國向印度進行產能轉移，另一方面印度也在泛化中印經貿合作中的安全因素。誠然，中印兩國關系在逐步恢復，但印方突出安全因素對兩國經貿合作產生的沖擊也不可忽視。
最后，發展訴求使得印度需要穩定的對華關系。盡管印度對華經貿合作加入了一些其他因素，但2021年兩國貿易總額創下歷史新高。這表明兩國產業結構存在著巨大合作潛力。印度認為目前自己處于經濟“起飛”的臨界點，未來二三十年印度有能力實現中高速增長。這令印度首先需要保持和平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一個充滿對抗、摩擦和沖突的中印關系將不利于印度發展。我們看到，中印兩國始終保持著外交和軍事溝通，印度也在不斷思考如何塑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需要看到的是，印度借助美國并非想成為美國戰略附庸，而是要實現其自身的戰略利益。過度靠向美國不是印度的選擇。因此，保持對華關系的穩定是印度領導型大國外交的主要方面之一。隨著中印共同崛起，兩國利益重疊交叉會越來越多。面對一個強大的近鄰中國，管控好對華關系是印度實現“大國夢”重要前提條件。中印在俄烏問題、阿富汗問題、氣候變化、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及二十國集團等諸多國際事務和多邊外交中都有著共同立場，都主張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爭端，嚴重關切單邊制裁對世界經濟及供應鏈安全的影響。作為兩個發展中大國，中印都在朝著以成熟和智慧的方式維護兩國關系而努力。（作者是《環球時報》前駐印度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