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晚，在發了“媽媽，是我干的，我不想活著了”的短信之后，遼寧省葫蘆島市14歲的初三學生劉歌，在家中跳樓自殺。
原來，其母親發現自己的微信賬戶一個月內，在一款名為《龍族幻想》的游戲中消費108筆，高達61678元，還沒向孩子責問什么，結果孩子已經墜樓了。其實是孩子花了這6萬元買了大量點券，把游戲角色裝扮成住在別墅里的小女孩。
花季少女的墜樓，讓人唏噓不已，當然不能所有責任都推到這款游戲上，其背后還是復雜的家庭教育、青春期心理疏導等等。但是，家長的訴求僅僅是，讓該款游戲的代理商騰訊公司退還這6萬元的充值而已。這一小小的請求，卻被騰訊公司一再推諉，在蘋果公司和騰訊公司之間踢起了皮球。
要知道，在劉歌墜樓之后的第13天——5月19日，最高法剛剛發布了《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其中明確了“未成年人的網絡打賞、網游充值可以退還”。
所以，本案堪稱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網游充值可退還”之后第一案，也是考驗被公眾寄予厚望的這一條制度能否真正落地，要讓失去女兒的家庭得到司法政策的慰藉。
但是，騰訊沒有按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痛痛快快把這6萬塊錢還給已經失去孩子的劉歌父母，而是找出了三大理由：一是讓劉歌父母“證明”是死去孩子充的值。二是騰訊方面以“蘋果手機系統的消費未直接充入騰訊的系統”為由，踢起了皮球。三是通過格式條款，讓劉歌父母到深圳起訴。
首先，要避免“未成年人充值可退”條款被架空，必須要完善舉證責任的分配。
父母親要想討回熊孩子的巨額充值，就得證明該充值系未成年人所為，這并非易事。司法機關要敢于擔當，大膽采取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舉證責任分配。比如，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網游公司無法證實充值系成年人所為的話，其就應承擔退款責任；而欠缺人臉識別狀態下，單純的成年人賬號、銀行卡不能視為成年人充值。甚至要通過司法判決，倒逼網游公司盡到監管責任，將實名認證、人臉識別、每日限時落到實處，當玩家進入網游、購買裝備時——特別涉及到巨額裝備時，即啟動人臉識別功能。
其二，本案還涉及另外一個“老問題”——互聯網大廠通過格式合同，逼著消費者必須到企業所在地打官司“客場維權”。
我們看到，在本案中，葫蘆島市檢察院積極作為，支持起訴。但是，在該案由葫蘆島市龍崗區法院接案后，卻因為當初游戲格式合同里的“協議管轄”，本案被轉到千里之外的、騰訊公司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管轄。而直到5月29日，深圳南山區法院一直表示，目前該案仍在審查階段，尚未立案。
這種“管轄協議”幾乎已成為互聯網巨頭明目張膽的“挖坑”。最高法在2014年《民訴法司法解釋》就有過指引，認定這種管轄協議在“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的情況之下是無效的。逼著消費者必須“客場維權”的怪現象，要改改了。
本案是最高法明確提出“未成年人網游充值可退”之后的第一案，也是在考驗著這一條款的可操作性。要讓這一得到全社會叫好的條款落地，需要受案法院積極作為，合理分配舉證責任。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葫蘆島市檢察院主動作為，卻因為格式合同中的“管轄協議”，本案要到千里之外的深圳法院起訴，這個“互聯網大廠只打主場”的頑癥必須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