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上午，孔學堂傳統文化公益講座第885場，“陽明文化”專題第46場在騰訊會議網絡平臺順利舉行。講座主題為王陽明對禮教實踐的“反正”，主講人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方旭東教授。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鄧國元教授擔任本次講座的學術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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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座中，方教授首先通過余英時先生針對陽明學“覺民行道”的判定切入論題。相較于宋代儒學的“得君行道”及其“上行路線”，余英時先生認為由陽明所開啟與代表的明代儒學，體現為“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方教授指出，余先生這種觀點更多表現為“主題先行”特點，即基于主觀已定的視角和觀點后再加以論證的脈絡與思路，并不完全符合陽明學，以及明代學術的實際。具體到“禮教”的問題上，方教授指出陽明學對禮教的理解與實踐與宋代儒學并沒有本質的差異，陽明學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踐行著宋代理學的理解，是整個宋明理學禮學建構與發展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諸如從“得君行道”到“覺民行道”這種截然有分的差異。
在具體內容上，方教授指出相較于學界對陽明、陽明后學關于地方治理方面已有相當成果的現狀，對陽明自身在“致良知”學說提出前后在禮教問題上的差異與區隔卻未有充分的關注與研究。以“致良知”的確立為線，方教授從兩個方面揭示陽明在禮教實踐的自我“區隔”。
首先，方教授以陽明“龍場悟道之后”的正德五年、正德十二年、正德十四年期間的任職活動，特別是陽明在此期間的各種“告諭”、“行十牌家法”、“立社學”、“訂鄉約”等具體措施，指出陽明在禮教實踐上具有“稽國初舊制”的特點，反映陽明強調和重視禮教具體內容與措施的特點，也顯示陽明與明代其他儒者，甚至與宋代儒學相一致的一面。方教授結論指出，陽明在此期間在禮教實踐問題上，并沒有呈現出自己的自我特色與主張。
相較于“致良知”說提出之前對禮教的理解與實踐，方教授指出陽明之后對禮教的看法則存在顯著不同，體現出心學、良知學在的特色。具體論述上，方教授首先基于陽明于正德十五年的《禮記纂言序》，指出在該序中陽明強調要從禮的表現形式與具體措施“推之于其本”的意涵，顯示出陽明從早期關注于禮教的具體落實轉向禮教的根源、本源的傾向。而在嘉靖五年針對弟子鄒守益所撰《諭俗禮要》的一封書信中，方教授認為陽明在其中進一步深化了自己基于心學、良知學來理解和判定禮教的思想，特別強調良知在禮教中的根本性，并對鄒守益的相關立場作了委婉的批評。陽明基于自己心學、良知本體來理解禮教及實踐的觀點，是其整個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具有其鮮明的思想特色。
總體來說，方教授以陽明“致良知”的提出為判準，立足具體的文本文獻，通過具體而精微的分析，指出陽明在對待禮教實踐上存在前后的不同，彰顯出陽明在思想上所可能存在的轉進，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立場和觀點上的“正”與“反”。方教授的講座，為我們深化陽明學的認識，拓展陽明學的研究，發掘了新話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